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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。

它追求真、善、美的统一，也是建立在内在心灵的完整性这一基础之上的。因此，需要换一个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。

任何文化都不可能脱离经济或游离于经济之外，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态，但人决不仅仅是经济的动物，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人。就是说，要由内在性文化转变为外在性文化，同时又保持其内在文化的特质，使内在性与外在性结合起来，使德性与智性结合起来。但这种自由又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它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制约。所以，它并不讲观念意向，也不讲权力意志，而是讲情感意向、道德意志，其中既有主观动机和目的，又有情感需要和认识等问题，它是情意合一、知行合一的。中国文化虽然没有显发人的智性，因而没有走上科学技术之路。

现在西方又在讲复归，情感伦理向德性伦理的复归，就是明显的一例。五 就人的内在性而言，中国文化虽然有丰富资源，但也有其严重不足。在这里，天人之间显然有一种内在的联系，只能默而识之，靠生命体验去认识。

从理论层面上看，我以为儒学是一种目的理性学说。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，又是自然界的主体，这所谓主体，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认识、去改造，而是实现自然界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人自身的目的。他吸收了阴阳、五行等学说以及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，其所谓的天在很大程度上向自然界靠近了。事实上，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，人类已经意识到破坏自然的严重后果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，于是重新反思人类的活动，因而出现了对目的理性的召唤。

儒家的目的理性，就是以仁为最高目的的实践理性，它和认识理性、工具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理性。德即道德、德性，最高的德就是仁。

但自然法则、自然权利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，它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。这种学说一方面显发了人的主体性，说明只有人才能为天地立心。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期或轴心时代，除了墨子讲天志持宗教目的论之外，其他各家包括对中国哲学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道家，都否定了宗教目的论。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就是如此。

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，绝不能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，变成自然界的主宰，而是要平等对待，将自己放在万物中一例看，大小大快活。儒家也认为人是目的，但儒家将最高的善即仁视为自然界生生之道的目的性实现，视为人的内在生命之动力和目的，从根本上说与自然界是统一的。人的生命是天之所命，由自然界赋予，但要实现出来，却只能靠人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，张载所说的人为天地立心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，这中间有一种目的性关联，关键是一个继字和成字。

目的理性突出了人的目的性，当然与人生价值直接有关，同时又与自然界紧密相连，绝不仅仅是主观的东西。孔子的天命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的。

另一方面却将人与自然界真正统一起来，而不是相互对立，说明人只能辅相天地、参赞化育，而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宰割、去破坏。所谓天人之际，既是指边际，即人和自然界有区别，同时又有一种微妙的内在联系，这就是继善成性。

后儒认为，仁是心之全德，其根本意义就是生。在儒家看来，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成性，即完成自然界赋予自己的生命。生生之谓易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这是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基本出发点。这里所说的天，就是自然界。以生物为心无非是说，自然界是生命之源，具有生命意义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自然界具有无目的的目的性。无论是欲，还是意，都是由情感需要决定的。

自然界是一个不断生长、生成、发育流行的过程，这一过程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，但又是有秩序的。儒家接受了道家关于自然的思想，但赋予了自然以儒家的价值内容，这就是善。

在中国上古时期，也有原始宗教神学，它承认天或帝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，能赏善罚恶，人间的一切都是由天安排的，人只能受天命的支配。它主张，一切都要从自然的原因，如因果律、必然性等等方面来解释，包括人性在内。

应当承认，在孔子那个时代，人们的观念和信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不是相信天而是相信人，人的命运应当由人自己来主宰，人的价值应当由人自己来实现。朱子说：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，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，这便是恻隐，便是仁心。

自然界是伟大的，因为它以生为心，人也是伟大的，因为人以仁为心。它不是有一个预定的目的，因为它不是人格化的神，它就是自然界本身。否则，就是自私而用智，就是自我限隔，把自己和自然界对立起来，一句话，把自己变成工具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意，意者心之所发，但有中节不中节之分，发而皆中节便是仁。

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产物，但缺乏自然法，自然权利的传统，因此，不能被归结为自然主义。一般而言，有目的则必有工具，有工具则必有目的，二者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。

这种说法有一个基本前提，就是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了。但这绝不是听命于自然界的安排，这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，是完成人的使命和天职。

这种理性和人生价值、意义的追寻是不能分开的，亦可称之为价值理性。西方又有一种自然主义传统，20世纪又出现了自然主义流派。

工具理性是功利的、实用的，讲求普遍有效性、可操作性，表现在理论上是形式化、数学化，表现在方法上则是精确化、程序化，表现在实践上则是可操作性。天生德于予与天地之大德曰生都讲到德，其实后者所说重点在生，德不过是一个后设。对自然界的态度是衡量人类道德水准和心灵境界的重要尺度。因此，情感既是个人的，又有普遍性形式，情感可以是理性的，或与理性合一的。

这个观字，既可以说是美学式的静观，也可以说是道德式的反观，但绝不是认识论的对观。工具理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，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中介性的认识论桥梁，通过这座桥梁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，以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。

但是要真正实现天地之心则只能靠人心，因为只有人才有心，才有目的。这是儒学产生时的一个根本标志。

孔子又说：天生德于予。按照儒家所说，情感和情感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生生之理或生生之道。